我接诊过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男人，他坚信自己身体里住着一个“机器人”，但他从不跟别人说，还因为这个古怪的症状被家人抛弃。

他在精神病院越来越孤单，5年都不主动和别人说话。

身体里的“机器人”成宿地折磨他，让他没法睡觉。

这时一群来精神科实习的学生，找到了一个拯救男人的方法。

但前提是，他必须开口。

“我姓金，是朝鲜来的间谍。”

话音刚落，围成圈的人群又往里拢了些。

人群里，披着白大褂的，穿着病号服的，此刻都无一例外把目光定在花坛上这人的身上。

光头，头上一道很长的疤，大家都叫他“老金”。

碰上出太阳的日子，这花坛就是老金的主场，整个小院里挤满了来听故事的人。老金也总是不负众望，绘声绘色地一遍接一遍讲。

金姓，加上朝鲜族，如此显赫的身份让老金深信，自己一定是朝鲜领袖的某个亲戚，一名朝鲜派来的间谍。

因为背负着这重“身份”，他成天过得提心吊胆，生怕被政府发现。

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户姓金的人家被害了，异常惶恐，觉得一定是“那边”开始清除行动了，很快就会找到他头上，于是连夜坐火车逃跑。

“在火车上，我遇到列车员查票，那几个列车员一看就是假的，是‘那边’派来抓我的特务，我直接跳窗跑了。”

老金自然是没跑成，脑袋开了一大道血口子，医院。醒来后不久就被转到了我们科。

在老金的身后，一栋带院的二层小楼静静矗立，那就是我们科室。小院的大门总是锁着的，院里院外仿佛两个世界。

这种故事联欢会会定期在我们科室的小院里举办。

听众里有医生，有患者，更多的是来实习的学生们。而登台讲故事、演节目的都是精神病人。

这其实是一种教学查房，我们会提前找一些症状已经稳定但发病时症状很典型的患者，来给学生们“讲故事”，加强他们的学习记忆。

老金的故事里有好几个典型的精神症状，比如“血统妄想”，“被害妄想”等。

他一边讲，一边还让学生们摸自己头上的疤。这种互动的查房形式，学生们非常喜欢，教学效果也非常好。

老金还没尽兴，另一个叫“老米”的病人又蹿上去，我一看他那兴奋劲儿，就知道他已经等不及了。

“华阴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像开锅……她就是华阴山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

这是老米的保留曲目，山东快板《劫刑车》。

他连说唱带比划，气氛一下被推向了高潮。

下一个节目，谁来？大家一边使劲鼓掌，一边在人群里四下张望。

张庆祥竟然在这时候站出来了。

1

之前的联欢会我就找过他，他推说自己没啥好说的，一直不参加。

但如果要在联欢会上选一个最佳节目，张庆祥的故事可一点不输老金。

他个子不高，很瘦，挂着浓重的黑眼圈，像小学生一样背着手。

也许是我们这边太热闹了，他老往我们这边看，一趟一趟凑到离我很近的地方。

我喊住他，“张庆祥，你过来给大家说一说？”

张庆祥听见了，像个做错事的小孩，说：“我不行，我说什么啊？”他的声音很轻，但我注意到他的脚正一点一点往花坛上挪。

我连忙鼓励，“随便说点啥，说说你昨天晚上睡得咋样？”

“睡得不好，我总是睡得不好，‘机器人’总闹。”张庆祥看着我，像是很为难，声音越发小了。

我代为重复了一下，学生们顿时来了兴趣。

“机器人是啥？”

“就是我身体里那个啊。”他的声音还是很小，目光一直没离开我。

学生们却越发好奇，七嘴八舌地问他，“机器人长什么样啊？你见过它吗？它在你身体的哪个部位呆着？”

张庆祥求助似的看着我，特别想从花坛上下来，正好这时护士喊大家回屋吃饭，他赶紧溜掉了。

张庆祥这次的表现，其实已经超出我的预期。

做他的主治医生五年了，他从来没有主动跟我说过一句话。

住院久了，患者和我们很熟，想要什么一般都会让我们帮忙给家里打电话。

但张庆祥一次也没有跟我提过要求。他好像什么都不要，实在缺了，就让护工帮忙买，再记个账。

我最常见到他的地方，是在他病房窗户下的暖气片旁边。

不管天冷天热，张庆祥总在那个角落呆着，有凳子也不坐，有时候护士看他蹲太久了，让他起身活动活动，他就在走廊上应付着走几步。

一下没看住，人就又回暖气片前蹲着了。

张庆祥抽烟很凶，但带过滤嘴的成品烟太贵，他就用烟丝自己卷。

往暖气片旁一蹲，他的手心里总是摊着一团焦黄色的烟丝。

我有时一个人去病房转悠，他看见我，打算站起来，我说不用，他就埋下头继续卷烟——

大拇指一点点地揉搓，再把烟丝小心翼翼地放在已经拆好的小白纸上，用手搓成烟卷，最后舔一舔手指头，把一头、一尾捻一捻，一支烟就做好了。

看着他慢慢的，一支一支地卷着烟，我有些出神。

人和人的痛苦是不相通的，很多人会抱怨自己很忙，没时间，但住在这里的患者，每天都要想很多办法来打发漫长的时间。

卷烟，就是张庆祥打发时间的方式。

他装着烟丝的铁制月饼盒就放在边上，红艳艳的，上面有四个大字：花好月圆。

插图师根据真事情景还原

他的床头桌上常年放着一个蓝绿色的搪瓷杯子，杯子里泡着一团粉乎乎的东西。

我问，这是什么？张庆祥赶紧把杯子拿过去背到身后，解释说刚吃完东西，还没来得及刷。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的假牙。

张庆祥还没到40岁，牙已经都掉光了。因为长期吃氯丙嗪。

氯丙嗪是第一个抗精神病药物，早年间有青霉素一般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但副作用很大，服用久了牙龈萎缩得厉害，现在已经很少用了。

摘掉假牙的张庆祥嘴巴是瘪的，两瓣嘴唇虚虚地贴着牙花子，看起来至少五六十岁。

张庆祥很在意这个，不希望被发现，见人的时候都会戴着假牙，我前几次查房一直没发现。

后来口腔溃疡反反复复，他没办法，只好吃完饭就摘下来泡着。

无奈，认命，不抵抗，这是张庆祥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总觉得他很憋屈，又不知道怎么办。

他不愿意从暖气片旁边走开，我也没法陪他一直蹲在暖气片旁边。

2

学生走后的第二天，我去查房，发现张庆祥竟然没蹲在暖气片旁卷烟，他坐在床边，一看见我就赶紧站起来，感觉一直在等我。

“我昨天说得不好，说得不好，让陈大夫丢人了。”他像做错了事情似的，反复说这一句。

我安慰他别放在心上，张庆祥却重新提起话头，“机器人没有样子，我也没有见到过，只知道他就在我的身体里。”

张庆祥的话让我一下有点内疚。

当他的主治医生这么久，我好像从来没有跟他深入聊过他身体里那个机器人的事，只是当成一个既定的事接受下来——或者说，一个精神病人发病时的臆想。

我接着他的话问，机器人是液体吗？是固定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吗？

张庆祥说是的，是液体的，但不固定，会动。

“那有颜色或者气味吗？”

“没有。”

“我能用彩超或者做CT看见它吗？”

“任何检查都查不出来……”

我第一次详细、认真地跟张庆祥讨论了他身体里的机器人。那也是我第一次听他说那么多话。

接下来几天，张庆祥都不在暖气片旁蹲着卷烟了，而是每天都等着向我汇报机器人的新情况。

原来张嘴都费劲的张庆祥，说起机器人就对答如流。

我有点兴奋，趁热打铁问他，“下周学生来，你愿意再跟大家讲讲吗？”

他说他可以试试。

这一次，我刚把学生们带到小院里，张庆祥就主动迎上来跟我打招呼——平时他都是等我走近了才问个好。

我感觉他跃跃欲试，就让他第一个说。

联欢会难得没有以老金的间谍故事开场，张庆祥没有推辞，站上花坛就开始说——

“我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机器人，它是液体的，没有形状，也没有颜色和气味，它随着血液被带到我的全身各处。

它也不能被任何的仪器检测出来。如果我不听它的，它就会给我过电，折磨我……”

一点没有卡顿，声音也比上一次大了很多。他可能在心里练习了很多次。

他说完看向我，我立马向他竖起大拇指。他一下露出一种少见的害羞，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学生们听得很认真，有的甚至拿出小本记起了笔记，有人举手提问，“机器人是一个还是很多？”

张庆祥非常确定地回答，“机器人只有一个。”

“那它是男的女的？”

这回他稍微犹豫了一会儿，回答，“男的”。他犹豫的时候总会看向我这边。

“既然是液体，怎么区分是男的还是女的啊？”

张庆祥又求助似的看向我，我赶紧替他接上，“对于这种我们检测不到的东西，肯定很先进，既然机器人告诉张庆祥自己是男的，那就肯定是男的。”

我知道这理由很牵强，但病人的幻觉很多时候都像一个更高形式的存在，是不能质疑的。

有命令性幻听的患者，甚至会毫不怀疑地执行心里“那个人”的命令。

“那机器人跟你说话吗？”

“有时候会跟我说。对了，他的声音是男人的声音，所以我知道他是男的。”

这个回答很好地解释了刚刚关于机器人是男还是女的问题，但听起来很像他临时找的理由。

“他是从小就在你的身体里面，还是什么时候住进你身体的？”

“他是在……我算一下，……不是，……”张庆祥低着头，自言自语地算着，“对，它是在我26岁那年住进我身体的。”

学生们的问题千奇百怪，但张庆祥会认真地思考，认真地回答。

回到病房的张庆祥很兴奋，我竟然在楼下听到了他和护士聊天的声音。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他主动和别人说话。

3

对于精神病患者，有一个争议是我们到底应该淡化他的症状，还是强化他的症状？

一遍一遍的讲述肯定是一种强化，这样对于消除症状是不利的。

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个“机器人”在他身体里已经住了十几年了，任何药物都不能消除，所以找到一个跟症状和平友好的相处模式，也是一种治疗的办法。

和症状相处，首先就要了解症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让他反复讲机器人的故事，就是反复描述自己的症状，这也是一种治疗。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感觉给学生们讲故事的那段时间，张庆祥身体里的机器人好像比较配合，出来得不那么频繁，他整个人很有精神。

几次查房下来，张庆祥已经成了我们教学的“固定班底”，他的故事也越来越完整——

“那一年，到处都张灯结彩迎接香港回归，我26岁，在一个下着雨的傍晚，我下班回到家，正准备躺在床上休息。

一个机器人进入了我的身体，他叫高文强。从他的名字和声音，我知道他是个男的。

插图师根据真事情景还原

他是液体的，没有颜色没有气味，也不能被任何仪器检测出来。随着血液循环被带到我的全身各处。

他就是来折磨我的，如果我不听他的，他就会给我过电。我以前做过电工，我知道被电是什么感受。

虽然从外面没有办法测出这个电流，但我是真实地有被过电的感觉和疼痛的，这个你们医学上叫‘幻触’。”

患者们经常用术语描述自己的症状，这在精神科的病房里并不少见。

患者们反复入院，看病的过程中多多少少看过自己的病志，有时也会听我们讨论病情，时间长了，专业的术语可以张口就来。

“现在，我也能随时跟高文强对话。”

说完这句，张庆祥就熟练地表演起来——他先对着空气问一句，“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把手放在耳朵边，像西游记里孙悟空的顺风耳那样。

几秒钟之后，他换成一个冷酷的声音说，“我叫高文强。”

这是他新增加的内容，机器人也有了“高文强”这个名字。

我在想，是不是他自己个子比较矮，内心渴望“高”和“强”？当然，也可能是周润发的“许文强”给了他灵感。

然后他又变回自己的声音，问，“你为什么要折磨我？”

用“顺风耳”听了几秒钟后，他得到了“高文强”的回答，“我现在不能告诉你，等你死的那一天，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

说完还不忘解释一下，“刚刚那句话是机器人说的，这个叫‘幻听’，听到的是不存在的声音，但对我来说，这个声音是从我耳朵里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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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张庆祥活灵活现地表演，我忍不住想，这是他原本真实的症状，还是一个他为学生准备的节目？

张庆祥越讲越好，慕名来听他讲故事的学生越来越多。后来，还在理论教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课堂上提到他。

有些学生来实习就盼着能看到他，还有一些人专门为他准备了小礼物。

这样愉快的交流持续了一段日子，我能感受到张庆祥的状态在一点点变好。

虽然“高文强”还是在他的身体里，时不时跳出来给他过电，但他不总窝在暖气片旁边卷烟了。

讲故事、被大家喜欢，给了张庆祥从未有过的成就感。

直到一次表演的意外突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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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百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