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企业长什么样，成功的牛人都有哪些特质？在他们的奋斗路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坑”，最重要的改变是什么？

创·问向一些优秀的华创派、投资人、业界牛人抛出问题，也希望分享他们的想法给你。本期主角是豪思生物创始人、CEO栗琳博士。

母亲将栗琳带入了化学的世界，在国外学习、工作多年后，她一直想“把质谱这项技术在中国推广开来”，年，施一公院士将栗琳引进回国，随后栗琳在清华大学建立了临床神经生物学基础研究平台，大幅提高了国内的质谱血液检验水平。

年，栗琳创立豪思生物。豪思生物专注于将先进的质谱技术与临床应用场景深度融合，致力提供基于多组学研究的临床质谱整体解决方案，目前已经研究转化了包括心血管疾病、阿尔茨海默症、泌尿系统疾病等多项重大疾病的创新型早期筛查及诊疗评估应用，并自主研发了一系列质谱检测产品，覆盖了药物浓度监测、维生素等主流质谱检测项目和服务。现在所有NMPA（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的质谱产品，每三个就有一个来自于豪思。

质谱检测是精准医学时代最重要的精准诊断技术平台之一。目前国内临床质谱检测占医学检测为1%，而发达国家这个数字为20%。随着占比的提升，预计国内临床质谱检测市场规模将达到亿元，并将持续增长。COVID-19的意外爆发极大地影响了质谱市场，质谱技术在医疗保健和制药、生物研究以及食品和饮料行业进行测试应用也越来越多。如何在参与者众多、快速发展的市场中，找到“差异化定位”？

本文中，栗琳分享了从科学家到创业者的心路历程转变——如何从好的技术到好的产品，再从好的产品到好的公司。栗琳将豪思生物定位于质谱技术的平台型公司，“我们要做所有渠道的上游，产品一定是一线检验技术员、终端消费者能简单上手的‘傻瓜’型。”

全文分享如下：

Q：华创资本

A：栗琳博士豪思生物创始人、CEO

Q1：你是如何进入到质谱检测行业的？

栗琳：因为母亲是一位检验科主任，我从小在检验科的实验室长大，后来出国念书、工作，在欧洲、美国的检验科都待过，所以从小到大接触到很多分析化学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了中国检验行业的现状，又看到了大部分发达国家检验科的样子，二者在我看来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拿我们现在在做的质谱检验来说，美国有多项在医保范围内。国内把所有自费的都加在一起，也只有几十项。很多在国外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都能做到的检测，我们中国的孩子是做不到的。例如在美国落地的每一个新生儿，出生三到五天内都有一个足根血检测，寄到当地的检测中心去筛查48种代谢病。像苯丙酮尿症这些代谢病，只要早发现的话，都是可治愈的。因为小孩子你没法去问诊，所以他哭了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漏诊的话，这个小孩子很可能会丧生于器官衰竭。但这项在美国二三十年前的普及率就达到%的检测，在北京年才上升到35％。

另一方面，我们有一流的学府，一流的科学家，可以说和国际领先的大学比如美国的哈佛、英国的剑桥差别不大，但我们在成果转化方面会薄弱一些。既然国内大学里面的科技、人才已经有一定的储备了，那就有条件把检测做得更好。但在大学里对成果的评判标准是发表的文章，我也在很多知名学术期刊都发表过很多文章，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能把这些学术成果和技术转化成真正的产品去应用到中国的医疗系统中，其实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所以，我最开始选择进入质谱行业是被分析化学科学本身吸引的，然后从分析化学转变到了应用。

Q2：个人的经历，让你看到了这个行业的痛点和机会。

栗琳：是的，我一直想把质谱这项技术在中国推广开来。年，我就准备回国，但当时回来看了一圈，觉得太早了。那时所有人都不知道质谱是什么，从零开始的市场教育不是一个创业公司能做的事情，应该是大的企业跑在前面。

年，清华大学抛出橄榄枝，我回国又考察了一下，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当时所有医生、所有的检验科主任都知道质谱是个好东西了，但是都不会用，这时候是创业公司生存的最好的机会点——当所有人都不知道、需要拓荒者教育的时候，是巨头的事情；当所有人知道了且都会用的时候，是渠道型企业的机会。年正好是个中间的时间点，于是我把豪思定位为一家上游的平台型公司，是一个科技范儿十足的、产品足够硬的上游，而不是下游的渠道商。

所以，当时是个非常好的起点。我从小在这个行业长大，非常了解检验科大夫们的想法，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好东西，但是不会用，这种时机一定是个巨大的机会。

Q3：为何选择离开清华教职、创立豪思生物？

栗琳：年回国的时候，我只是想在国内把质谱这项技术推广起来，而清华是最好的平台。年，我在施一公老师的支持下开始推动质谱市场化，因为我发现质谱技术已经非常贴合应用和转化了。VC机构愿意进来，客户也愿意买单。这个时候，商业模式在体系外可能会成长得更茁壮一些。

我非常拥抱社会资本这只无形的手，因为豪思创立的初心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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